公私不分
一个好汉三个帮，据《福布斯》中文版2013年发布的“中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显示，目前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中，有近三分之一是家族企业，占民营上市企业总数的32.68%。从业绩表现来看，上市家族企业的平均总资产回报率为6.66%，明显优于国有上市企业的1.75%和民营上市非家族企业的2.82%，净资产收益率也好于后两者。
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当企业的事就是家里的事，当大股东就是董事，也就大大降低了监督成本，但如同一个硬币有两面一般，公私不分的潜在成本不仅对家族的长远利益可能造成伤害，对于家族企业的发展本身也同样是潜在的隐患。
在CIL接触的家族企业中，我们发现家族企业中由于家族成员互相之间的信任带来的“便宜”行事，包括使用个人账户收付款；企业主要经营人请家人代理开立新公司，代持公司股份等行为非常普遍。而家族成员共同创业时，长期不分彼此的结果，往往导致经营贡献得不到评估，股权结构与利益分享机制不明，换句话说，等企业真是开始挣钱了，谁都觉得自己应该分大头，谁都希望自由支配企业的资产来满足自己的消费。
远东皮革的案例恐怕是家族企业内部一旦发生财富支配权争议时最糟糕结果的一个典型，这家2007年已以总营业额20多亿元，进出口额达1.5亿美元，连续四年跻身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企业，于2010年爆出企业创始人王敏状告其弟兄,冒领身份证纂改股权的丑闻。
根据王敏的说法，当时公司几个亿的资金在50多张个人储蓄卡里流通，而他希望盘点企业资产，却只能看到财务总监从他兄弟们拿到的11张储蓄卡，总共三四百万的现金。而更糟糕的是，当其办理户口迁移时才发现自己二代身份证被冒领、篡改，而其所拥有的温州五间公司共五千万股股权，在其事先不知情、从未办理过转股的情况下，已变更至王怀等兄弟姐妹名下；而根据王敏父亲的说法，远东创业十几年，跟全家人的贡献分不开，王敏居功自傲，想通过去家族化绝对控股远东，侵害其弟兄的利益，因而才有了矛盾。
清官难断“家务” 事，当企业长期公私不分，若干年后再来算旧账，恐怕谁也很难分清自己口袋与公司口袋到底要怎么划分了。从心理防卫机制的理论来解释，人都有美化自我以提高自尊的倾向，家族成员各自在记忆中的自我美化，势必将使得每个人在若干年后都会认为自己为企业的贡献大大超过自己的所得，因而产生冲突。而一旦爆发这样的冲突，由于企业资源分散掌握在各人手中，各自为营，不仅有使得家族企业当即分崩离析，同样也有可能使得企业于周转不灵，即刻破产的风险。
而在CIL看来，使用离岸结构的家族企业尤其要警惕公私不分的风险，由于离岸公司设立简单，在家族企业中，往往是用谁的身份简单就用谁来设公司，之后再配套海外银行账户，大量现金流流入。而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离岸公司成了企业海外投资的金库，而这些流动资产甚至只在家族成员中与企业经营无甚关系的一个人名下，一旦摊上分家、离婚、家族领袖过世这样的大事时，在长期缺乏家族内部的争议解决机制的情况下，那几乎一定就是闹上法庭，满城风雨了。
公私难分
当然，离婚、分家、家族领袖过世这样的大事，哪怕对于内部治理结构相对完善，股东，董事，监事职责明确的的现代企业而言，也是个麻烦事。
2011年创投圈最八卦的“土豆条款”道出了“公私”原本也难分的真相，因为土豆网首席执行官王微离婚耽搁公司上市进程，使得风险投资者开始将项目创始人的夫妻关系也当做考察因素，要求他们所投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结婚或者离婚必须经过董事会，尤其是优先股股东的同意后方可进行”。
风投监管夫妇婚姻状况的条款未必能执行，但由于夫妻续存期间设立的公司股权属夫妻共同财产，原本与公司运营毫无关系的夫妻家事,一旦涉及“离婚”，严重的阻碍上市良机，赶集网，真功夫也同样遭遇“离婚滑铁卢”。不严重的，也会导致控股格局可能陡然改变，甚至导致公司控制大权旁落。
诚然，在婚姻这件私事影响企业的公事的情况的反面，企业的公事同样会影响企业所有人的私人生活。尤其对于工程类企业，无限连带责任的合伙人制的律所，会计事务所，以及建筑事务所。一旦企业倒闭，连带的不仅是企业所有人的个人资产，也包括家庭资产，中国夫妻的无限连带责任将使得家庭将因此类企业的债务备受打击。
离婚之外，对于家族企业来说，继承则是公事影响私事的更大难事，尽管中国的富一代们还未进入交接班的高峰期，个人家族继承研讨会，学习班业已遍地开花，显然需求摆在那里。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年龄平均为55岁到75岁，意味着在未来5到10年内，全国300多万家族企业家们不得不面对企业传承，失去对企业控制力的问题。
如果由子女继承，那么如何放权，如何平衡家族企业内家族成员的利益，避免争产问题；如果由职业经理人管理，那又该如何监管，如何保障家族成员利益，如何避免职业经理人与家族企业内其他家族成员之间的矛盾。
而在其中家族内部成员争产恐怕是各类娱乐化的财经媒体最爱追逐的丑闻，从王永庆，龚心如，何鸿燊到最近新鸿基郭炳湘举报两弟，以及三星家族4万亿韩元争产案，富贵人家遭遇麻烦的新闻仿佛某一部精彩的电视连续剧，是普通人家下饭的佐料，茶余饭后的谈资。
但谁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的，只是超级富豪们生活在普通人消费不起的奢侈生活中吸引众多艳羡目光而显得格外突出而已。对于遭遇家族内的争产，而不得不将家庭隐私暴露上法庭上的人来说，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一种伤害。
公私区分
无论是普通人家还是超级巨富对于家庭和睦，事业顺利，生活自由的追求都是一样的，只是不同规模的家庭资产与事业类型遭遇不同的问题。
公私不分在创业初期或许是助力，到了事业快速发展时或许成了阻碍，从CIL的角度来看，上什么山，唱什么歌，问题是死的，人是活的，只是根据不同企业阶段需要制定不同的应对方案，不断地适应变化。
而公私难分在任何做企业的人这里，无论是婚姻问题还是子女，确实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但已有许多“前驱”们开始积极尝试使用海外保险，有限合合伙企业（LP），海外信托，私人信托公司（PTC），以及私人基金会等现代的法律工具手段来突破自己的困境。
例如最近因通过离岸结构与海外信托预先分家，而使得上市公司龙湖地产不受自己离婚影响的吴亚军或是媒体广为报道的一则。然而，设立信托“预先分家”对于平息股民对于“离婚争产”影响公司运营的猜想确大有好处。
然而使用简单的信托结构依然不能避免家族争产的后果，新鸿基地产的长子郭炳湘向瑞士仲裁机构提起诉讼的争产核心便是家族的信托基金。而王永庆在过世5年后，其王文洋尤在起诉自己的兄弟姐妹，控告王瑞华、王瑞瑜等13人非法挪用王永庆海外遗产——总值171多亿美元的五大海外信托基金。
尽管家族信托基金本身的结构，依然为实现设立者的意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王文洋在美国新泽西法院的诉讼已被法院以“无管辖权”驳回。比较格式化的信托基金结构，更有前景的尝试，恐怕要算是李锦记家族宪章了。
李锦记自创业100多年来，历经5代，同样经历过家族成员对于企业前景战略判断不一，几成分家衰败之势，因此在2003年创建家族委员会，下设五个部门，包括业务部、家族办公室、家族基金、家族投资和家族学习与发展中心，试图将其打造成沟通、协商的平台。
每年举行16天家族会议，用以讨论家族内部事务，优化家族宪法，交流近况，并每年组织家庭全员旅游。家族议会事无巨细的规定了包括家族成员进入家族企业的规定，例如必须在外工作至少三年，和其他员工一样参加应聘而不是立即成为公司高层，如果做得不好，同样会开除。
从CIL的专业角度来看，无论是由谁设立的信托基金结构，都只是硬件工具，没有用好工具的人的作用，恐怕不仅难以适应多变的世事，最糟糕的情况下或将与家族基金创始人的设想背道而驰。
这也是为什么在多数成熟发达国家的家族基金会，包括在中国也大有影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都是以法律专业人士，金融投资专业人士，基金会项目管理专业人士以及家族成员共同组成。目前这个自1913年在纽约注册的基金会，已传到洛克菲勒家族第六代子孙的私人基金会，资产量依然超过30亿美元，成为了活跃在全球各行业得中坚力量。
当家族管理的财富远超出家族成员生活所需的数额，专业家族基金会所承担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家庭理财的内涵，而是成为了一种制度框架，帮助家族成员摆脱巨大财富带来的压力与迷茫，而可通过结合私人基金与社会公益的影响力将家族事业不断延续，成为家族成员未来生活的积极动力源泉。